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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监管监督。明确了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监管方式和监管要求。对于数据治理不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求其制定整改方案，责令限期改正；或与公司治理评价、监管评级等挂钩；也可依法采取其他相应监管措施及实施行政处罚。《指引》也使用了不少新兴词汇，这些词汇也都是首次被监管部门引用，并出现在监管文件中。譬如首席数据官、数据文化、数据价值等。

中新网4月9日电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8日台湾金门尚义机场受浓雾影响，从下午3时便关闭，总共取消25架次航班，超过2000名旅客无法返台。台湾“航港局”8日晚间紧急调派金门快轮协助疏散，希望让登记搭船的220名旅客，都能在9日16时左右抵达台中港。

下发《指引》的同时，《良好标准》也被废止。后者被视为《指引》的前身，《指引》在《良好标准》试行七年的基础上进行了提炼与升华：一是明确了数据治理架构。《指引》要求确保数据治理资源充足配置，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等的职责分工，提出可结合实际情况设立首席数据官。明确牵头部门和业务部门职责，对岗位设置、团队建设和数据文化建设等提出了要求。

如果说华为浓缩了中国制造的骄傲与雄心，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国制造最真实的背影。但归根结底，是拼命加班透支青春的工程师、厂房里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毫无隐私与尊严的集体宿舍，撑起了物美价廉的“MADE IN CHINA”。未来，我们依然要依靠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垒、在高端产业攻城略地。但同时，又有什么产业可以承接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互联网、金融、还是房地产？

“包容就是对新的事物，我们已知远远小于未知，要允许它发展，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所谓审慎监管，就是要划出安全的底线，也不允许打着‘互联网+’、共享经济的招牌搞招摇撞骗。”总理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公平的准入、公正的监管。新事物在市场力量推动过程中，它本身要靠市场，要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政府也要进行公平公正监管。愉快和烦恼总是在成长当中相伴随，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第二，网络和数字技术对开放的影响。关于开放，我特别强调一下服务业的开放问题，因为我们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2012年起服务业在中国是第二大产业，2015年起超过50%，今年还是增长非常快，我在不少场合讲，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是不可逆的。过去40年我国制造业高速增长，结构提升、技术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现在就想问问，服务业能不能复制或者重现制造业的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竞争，扩大规模、提高水平、提高竞争力。这是我们今后一个重要问题。